电动自行车治理有何对策？省、市、区三级人大代表调研出招

从上下班通勤，到日常出行，对于不少广州市民来说，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3月底，广州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数量已达到322万辆。随着电动自行车数量飞涨，抢道、逆行、乱停放等问题也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近日，在位于猎德街道的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，省、市、区三级人大代表围绕电动自行车治理展开调研座谈，并从基础设施建设、源头治理、分类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完善慢性系统

让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、有位可停

电动自行车便利市民出行，但引发的管理、使用安全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。各级人大代表聚焦民生关切，积极履职。

猎德街人大代表中心联络站的多位驻站代表，就长期关注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。据介绍，今年以来，在市人大常委会、天河区人大常委会的组织下，代表们已经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和座谈，围绕电动自行车限速、限行、分类管理、源头管理、加大执法力度、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。

省人大代表、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涛，目前担任猎德基层立法联络站站长，一直以来，他都十分关注电动自行车管理问题。

刘涛认为，治理电动自行车，要做到“整治而非禁止、管理而非抵制”，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向。基于此，他建议在制定相关条例，让电动自行车管理有法可依的同时，也要完善慢行系统，加大对非机动车道路建设的资源供给，科学规划电动自行车行路网，关注群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需求、停放需求，让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、有位可停。

在非机动车道建设受限的区域，如何平衡电动自行车出行与良好交通秩序的关系？刘涛给出了另一个思路：可从技术上进行优化，比如借鉴潮汐式隔离，在交通繁忙的时候，设置潮汐式隔离带，交通不繁忙时再取消。

“我在老城区走访，一些道路本身就很狭窄，有些道路即使划出了很窄的非机动车道，但走着走着就没有了。”与刘涛一样关注到城市非机动车道建设短板的，还有市人大代表、广州大剧院副总经理梁丽珍。

长期在珠江新城片区工作，梁丽珍也注意到，即使是在珠江新城这样的核心片区，也存在着一些硬件设施不完善的情况。“例如，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不足，很多电动自行车就直接停放在道路旁边，挤占了人行道、无障碍通道等设施。”在梁丽珍看来，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，全靠民警在路面来进行执法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在今年年初的广州市两会上，梁丽珍就建议，加快推进划定广州市电动自行车限行区域，科学合理地对广州电动自行车通行政策进行优化调整。

据记者了解，此前，广州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初次审议的《广州市公共休闲场地安全管理规定（草案）》，就提出“分类分区分时管理”，其中公园、广场、步行街全天禁止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、电动三轮车、电动独轮车、电动滑板车、自行车驾驶或者使用。

加强源头治理

为电动自行车销售上好“安全锁”

为何电动自行车会成为一个需要治理的社会考题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天河区人大代表、合利创兴集团CEO王堃试图通过逆向思维，解题电动自行车治理。既然电动自行车并不是洪水猛兽，那问题或许并不在电动自行车本身。

王堃记得，在调研中，他看到几十名骑着电动车的外卖送餐员聚集在花城广场某写字楼下，伴随着时不时响起的接单声，送餐员们马上急匆匆地掉头逆行前去取餐。一名送餐员告诉王堃，自己要赶时间，一旦送餐超时就会被罚款，所以不得不心存侥幸逆行。

“很多平台公司要求外卖小哥在限定的时间完成送餐，迫使外卖小哥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实现平台的要求，造成了一些逆行、占道行驶、乱停乱放的现象。所以我特别希望职能部门能够从平台公司的管理督导入手，对平台公司的制度规定加以改善，把电动自行车管理统筹好。”王堃表示。

除此之外，王堃还发现，很多电动自行车销售商虽然销售的是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，但是只要消费者要求，商家就对电动自行车解码、改装，突破国家规定限速标准，这样的行为也是很多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源头。

刘涛认为，虽然解码、改装是老百姓追求速度快、图方便，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产厂家和销售商身上。他建议政府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检查，从源头上防范电动自行车出厂后擅自解除限速问题，为电动自行车的销售端上好“安全锁”。

文/广州日报·新花城记者 贾政广州日报·新花城编辑 林传凌